新华网太原１１月１９日电（记者王炤坤、邹伟）“过去发愁吃不饱饭，如今发愁粮往哪里放！”孙炳新站在丰收的麦仓前笑着说。

    ５３岁的孙炳新是山西闻喜县南郭村村民。３０年前，他领山西之先，与农民签订“秘密合同”，发起包产到户改革。

    “不准泄密”的合同

    为了能填饱肚子，孙炳新从１５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。“当时不允许，村里一次次要我回来。”１９７７年底，他回到村里，当时２３岁。

    社员们认为孙炳新头脑活泛、见过世面，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。“当上了这个‘官’，没一点高兴劲儿，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，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。”

    孙炳新想了一冬天，在１９７８年的春耕时找到了办法。“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，包到每个人，先干完就先回家，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。”

   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型：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，每亩上交１２０斤皮棉，剩下的归个人。

    “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，大家都说好。”

    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，纷纷要求签合同：队里保证提供水、电、种子和化肥，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，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，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，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。

    每一份合同里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：“不准泄密！”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，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。

   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３月。

    “打死也不能承认！”

    １９７８年秋天，１９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８０００多斤，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，让承包者都吓了一跳。

    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，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。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，谁也没这个胆。

    “我们最后商量，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，拿回家当柴烧的。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，不敢直接拿回家，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，每户发了８０块，这些人乐翻了天。”

    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三队社员把带着棉桃的棉花秆拿回家的事，还是让其他人知道了。“到这时，我才知道包产到户是要坐牢的，就下定决心打死也不能承认！”

    大队革委会主任找孙炳新核实此事，孙炳新咬牙不承认，还和主任大吵了一架。这样，尽管分棉花的事不再是秘密，但签合同的事，革委会一直蒙在鼓里。到了１２月份，在公社的“三干会议”上，这位革委会主任透露了三队社员把带着棉桃的棉花秆拿回了家的事。

    “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，我写了好几次都不过关，最后被交给了公安，天天不让我睡觉，做我的思想工作，要我交代问题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。我当时想，完了！”

    他没想到，两三天之后他就被放了出来。

    “几天之后领导再找我谈话，表情明显不同了。原来就是那几天，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，全国从上到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，我搞包产到户成了先进。”　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还把交上来的“秘密合同”贴了出来，作为典型让干部们学习。县里发了红头文件，让孙炳新到兄弟公社作报告。当时的闻喜县委书记张世贤握着孙炳新的手说，你们干得好，为全县联产承包带了个好头，县委支持你们！

    “让农民吃饱饭，吃好饭，才是天大的事！”

    １９７９年春，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，还把牲口、农具也分了下去。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此法，全部分田包产到户。

    然而，这种做法却没有得到当时山西省委的支持，支持搞包产到户的张世贤在省委会议上被点名批评。

   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下旬，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“纠偏”，要求各公社办学习班，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。

    “我就认准了包产到户，群众都支持搞这个，大伙儿能吃饱肚子啊！还有老乡说，孙队长你要是被抓进去了，我天天给你送饭！公社书记也说，上面没说你对，也没有说你不对，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吧……这些话给了我很大安慰。”

  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，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，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，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    孙炳新继续担任生产队长，并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间、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两次担任南郭村的村委会主任。

    如今的南郭村，年人均纯收入超过４０００元，在１９７８年承包棉田的１９户农民，现在年人均纯收入都超过５０００元，其中还出现了百万元户。

    回忆起往事，孙炳新十分淡然：“我就是一个生产队长，操心的事不过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，别的什么我都没想过。在农村，让农民吃饱饭，吃好饭，才是天大的事！”